11月8日，由上海市作家協會主辦，臺灣聯經出版有限公司和北京世紀文景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協辦的“2016上海—臺北小說工作坊”最后一場活動在上海大隱書局收尾。青年作家們詼諧幽默，一位提問讀者形容自己“誤入作家宿舍”。
開啟完全不同的文學想象
在幽默的氛圍中，作家們坦言這次文學交流刷新了對彼此的固有印象。
“這個活動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我們互相太不了解。”《聯合文學》總編輯王聰威直言，“兩岸的文學交流進展其實非常慢，彼此的陌生感非常強。絕大部分大陸讀者對臺灣作家的認識就是白先勇、朱天文、楊照這些作家。他們塑造了大陸讀者對于臺灣文學的想象。”
“反過來我們對大陸作者的想象就是莫言、余華、蘇童、王安憶這些作家。”王聰威將這種想象歸結于商業綁架，是商業讓臺灣讀者了解到這部分作家，“他們寫了很多有關鄉土的作品。坦白說這些很符合我們原本對大陸文學的想象。”
上海作家小白贊同王聰威的觀點：“以前我對臺灣小說的印象就是，不管是鄉土小說還是仿現代的新小說，都有一種業余文青的感覺。但這一次讓我完全改觀了。”
“有時候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這種交流的意義就是讓我們知道以前不知道的東西，以及讓我們知道的東西有更多的交集。”上海作家btr說。
這次工作坊，從臺北來到上海的代表作家有童偉格、李維菁、高翊峰、黃麗群、劉梓潔和伊格言。王聰威說：“這六位作家在臺灣有很高的知名度，而他們的作品與過去你們所見的臺灣作家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閱讀他們的作品，會讓你們對臺灣文學有截然不同的認識，相信可以開啟你們對臺灣文學完全不同的想象，甚至會具有沖擊性。”
但上海與臺北作家的交流還任重道遠。“我們與其說在討論文學，還不如說是在做初步的認識，就像輕輕撫摸對方汗毛、拍拍對方的背一樣。我們對于彼此的文學史都了解甚少，所以要說有深刻的認識還談不上，但我覺得這是一個起步。”
比起“寫了什么”，更在乎“怎么寫的”
在11月8日下午，上海作協還舉辦了兩場上海與臺北作家的交流會。上半場名為“虛構、非虛構以及真實”，下半場名為“內省與蠻荒”。
2011年，臺灣曝出了一個備受關注的新聞事件。一名博士畢業、在臺積電擔任軟件工程師的臺灣女子在網上被一個號稱是“美國中情局局長”的騙子騙了，不僅騙了感情，還騙了錢。劉梓潔當時特別關注這個案子，有一天她看到新聞說，這位受騙女子依然癡心不改，面對媒體秀出定情戒指，還宣稱“我的愛情是真的”。
“ ‘真的’，這成了我后來的書名。”劉梓潔看著受騙女子認真的樣子，就想也許這男人是假的，整個事情是假的，但唯一真的是女子的感情。后來劉梓潔根據這個新聞素材，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真的》。
“寫這樣的題材，最難的是真和假之間。我拿到這些現實真實的材料，要怎么再去把它轉化成小說？我覺得最理想的方式或者還是親身采訪與一系列調查。但這么做的時候，我就會開始思考寫作道德的問題——我采訪了受害者、警方還有家屬，我只摘取有意思的部分并把它變形，我有這個權利嗎？”
劉梓潔坦言，她其實沒想過在小說里探討真實，也不是為了打擊犯罪或伸張正義：“小說家更關注的應該是，如果寫了這樣一個小說，能不能被很公允地放在一個小說藝術評價層面進行討論，而不是我寫了一部葬禮題材就是葬禮專家，寫了詐騙題材就是詐騙專家。”在《父后七日》紅了以后，劉梓潔曾收到臺北市民政局寄來的公文，內容是“因為您在殯葬業學有專精，因此請您來擔任臺北市殯儀館的殯葬顧問”。
“我覺得太荒謬了。其實我只是一個寫作者。一個作家努力寫作，不會希望只因為 ‘寫了什么’而被關注，更在于 ‘怎么寫的’。”劉梓潔說，“在我的想象里，我帶著真實事件去穿過一個虛構和變形的隧道，經歷一連串冒險之后，出了這個隧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未曾想象過的全新景象。”
寫小說也是科研
和劉梓潔相似的是，上海作家薛舒一寫完非虛構長篇《遠去的人》也“成為”老年癡呆癥方面的專家。2012年，薛舒的父親被確診患了阿爾茨海默病，《遠去的人》記錄了父親患病后的兩年時光。
對于虛構非虛構以及真實這樣一個議題，薛舒認為“真實與否”本來就基于某種主觀定義，本身是人們依據自認為源于真實世界的經驗以及知識來做出判斷和界定。“所以我們判斷是真實的就是真實的嗎？這很可疑。真實可能只是一個截面的真實，不是永遠或全面的真實。虛構非虛構和真實是兩個范疇的定義，虛構非虛構可能是一個文學范疇的定義，真實則可能是哲學定義或科學定義。”
“《遠去的人》出來后我一直不敢給我媽看，因為里面對親情、人性有很多的質疑。我媽還是在一個遺漏的地方把文章搜出來了，結果她和我說 ‘你把你媽媽寫得很不堪。你寫得不對，那不是我，不真實’。我只能和她說 ‘有點虛構，你不要當真，這是小說’。”
“我就在想，人對自己的認識就是對的嗎？就是真實的嗎？因為大部分人，可能到我母親這樣的年紀已經沒有了反省的自覺，她不會想她在別人眼里是什么樣子，也不會考慮她普遍人的人性弱點在她身上也有。其實我寫出的可能是最普遍的人性弱點，但她覺得她沒有。”
薛舒說，有的科學家或許對小說不屑一顧，但她認為寫小說也是科研。“我們在感覺到一些可能性的時候，我們假設它存在，我們去寫。經過漫長或短暫的時間，或許會出現在我們生命結束后都依然不能被證明的，在未來才出現的真實。”
小說寫作是由觀念推動的
“這幾年我們經常會討論網絡如何排擠閱讀和純文學的生存空間，我們以前會覺得網絡催生各式各樣的文化產品，這些產品擠壓了原來的閱讀。這兩年的感受是真正的擠壓在時間感里。現在的時間轉速是超乎想象的。”黃麗群感慨，在新的時間感里，紙本書很占用注意力，而除了時間感加快之外，今天的訊息量也極為龐大，“1980年一份紐約時報承載的信息量是17世紀英國人一生所會接受到的信息量。現在我們制造的信息量更加龐大了。”
“這幾年困擾我的一個問題是，寫作這件事情，尤其寫小說這件事的本質是什么？對于現代人是否還具有必然承擔而且無可回避的意義？”黃麗群坦言，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她都不會覺得這個問題這么迫切，但如今已發現很多比小說效果好上十倍百倍的產物可以滿足人類說故事、聽故事的需求。
她更說到，即便在文學媒介里，小說似乎也不如抒情詩和時事評論更占有一番天地。“抒情詩并沒有消失，還提供更有效率的審美體驗，短詩句在臺灣的傳播力及影響力可謂卷土重來。而時事評論也應付時間感和超大訊息量所產生的。這個時代是被抒情詩以及實事評論建筑起來的時代。”
“馬克·吐溫在一百年前就說過 ‘有時候真實比小說更荒誕’，這些問題不是現在才有，不是有了網絡有了那么快的生活節奏才有，不是我們這一代作家獨有的問題。”上海小說家任曉雯說，她試圖從經典的文學作品中尋找“我應該怎么寫小說”的答案。
《日瓦戈醫生》作者帕斯捷爾納克給了任曉雯很大的啟發。“我們背負了太多的歷史，有時候你會覺得要寫戰爭寫饑荒，被歷史壓垮了。而帕斯捷爾納克的表述是從一個人及他的死亡來寫故事。他是單個人構成生活，很多人的生活構成時代，很多時代才構成歷史，是反著來的。”
“大陸有一種思維模式是要寫一部很厚重的關于歷史的小說，這種表述是有陷阱的。你在時代的俘虜中，身為永恒的人質。”任曉雯說，“很多人喜歡說 ‘寫底層的人’，這其實是很危險的。還有’民族的良心’，民族是一個群體，但良心是個人的。我沒有為底層寫作的資格，我先要把自己變成一個獨立的人。”
她還意識到，小說寫作是由觀念推動的，不是由現實推動的。以《包法利夫人》和 《安娜·卡列尼娜》為例，它們講的是相似的現實，但是兩部截然不同的小說。“現實對我的壓迫是 ‘我要寫什么’。我反過來意識到小說寫作不是由現實推動的。由觀念推動的寫作是無窮盡的。當你因觀念推動寫作的時候，一切的歷史、一切的現實會為你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