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題目分為兩個主要部分，文學的邊緣創作與地球人精神。
我想我最初開始寫作，第一個處女作就拿出一部長篇小說，并不是偶然的。
出版動機和背景
我從小就喜歡閱讀大量的西方文學著作，我父親當時在上海外國語大學擔任校長和黨委書記，在大學圖書館有許多翻譯成中文的外國小說，我比較多地是從俄羅斯文學中汲取了養分。俄羅斯的文學傳統，特別是托爾斯基的《戰爭與和平》都會帶有深沉宏大的敘事內容和對社會的擔當意識、并追求真善美和愛情等。這些文學要素無疑對我的早期創作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另外，我在復旦中文系進修的兩年，也打下了文學基本概念的基礎，所以最后會以生根開花的結果顯現出來。我記得，1984年日本筆會會長井上靖在東京主持第47屆國際筆會大會，巴金先生以身作則，抱病出席大會，并在會上演講了《我們為什么要寫作？》
巴金說：多少年來我一直在尋求答案，我已經追求了一生。
每個作家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通過創作實踐，追求真理，認識生活。每一本書、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
我想我走上創作道路，確實也像巴金先生所說的，是通過生活體驗，一次次交出了答案。
沙漠風云是我的第一部長篇處女作。1998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我在這部處女作里，描寫了一個以推行綠化工程為手段企圖在撒哈拉沙漠建立獨立王國的日本企業家的故事，筆觸從莫斯科伸展到東京，又由東京到到非洲和美國紐約，然后折入中國沙漠化地帶，呈現出一個廣闊的跨國界的時代背景。刻畫了形形色色的環境保護工作者的形象，這部書耗費四年心血才得以完成。我之所以斗膽挑起題材宏大的小說創作的重擔，我想促使寫作是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1989年開始我在日本環保機構就職，那時世界發生了重大變化，巴西舉行了人類有史以來對環境問題采取聯合行動的地球高峰會議。我有機會閱讀聯合國公開的地球白皮
書等文件，明白工業發展帶來嚴重的空氣污染，還帶來酸雨化氣候變異等環境公害，我還看到了一些來自太空的圖像，美國宇航飛行員登上另一個星球拍到自然受到破壞的，中國版圖上幾乎是一片焦黃色彩。日本環境部門不斷報告日本大氣部分污染源來自中國上空蔓延的工業煙霧。當中東波斯灣戰爭爆發后，環保機構派我到一個民間反戰組織去工作，這個組織的成員對科威特油田在遭受伊拉克軍隊炮火襲擊后大量石油流入海里深感憂慮。他們天天舉著反戰標語在伊拉克和美國大使館附近示威游行。我這時認識到，地球環境破壞已經超越國界，它不是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的局部內政。好比說它是一條大船，底下出現了漏洞，開始慢慢傾斜下去。很可能全船覆沒。所以在九十年代初期，有許多日本人積極投入反公害運動，逐步改善日本的環境污染問題。我突然有了一種渾厚的感覺，這是一種站在歷史長河邊上，整體去看地球人精神的由來去往的感覺。一種強烈的想記錄下沙漠風云的愿望也就隨之產生了。
第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文壇出現大量的留學生創作的文學作品，大多是發泄個人情感，反映留學生活帶來的傷痕和異域文化碰撞的痛苦。同時也出現了描述文革災難的作品，比如英國張戎寫作的《鴻》。在全世界引起很大反響。我個人其實也有過控訴文革的愿望，有過多少次沖動想把它寫出來。但是面臨地球急于擺脫困境的今天，我感到比私我命運更為重要的是地球家園的命運。
我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以為文學是一種真理的聲音，一種道德的聲音，充滿力量。在這以后，很多作家都有一種失敗感，開始回到人的價值，人的權利，當然也回到人的弱點，比如留學生文學，它除了是一個時代，和我們這一代人沉淪掙扎的表述之外，也難免會成為個人感情發泄的文字，忙于描述個人的局部的境遇，而缺少了一種文學的敏銳性。這樣一來，很可能丟掉了傳統文學的基本使命感。
我當時覺得作為一個文學創作者，應秉持洞穿世事的能力與遠見來面對環境問題。寫作的時候要穿越世俗的層面，然后跟世俗層面之上的聲音發生碰撞和對話。
上述這兩個因素，是我創作的最初動機，并且想突破留學生文學的框架，提倡學習方興未艾的地球人精神。
接下來是談地球人精神以及何去何從。
關于寫作題材和地球人精神
我下決心寫這部小說后，卻經歷了長時間的思考和收集資料的過程。日本和世界先進大國在上一世紀八十年代曾如同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很多地球環境保護團體，但是在國家民族和個人的立場上卻出現種種復雜的局面和無休止的爭論，數年來各國代表在聯合國的圓桌上
對于環境公害的具體解決方法從未達到過統一的意見。一些國家和地區從狹窄的民族本位主義出發，追求自我經濟利益，放任失去節制的破壞行為，加速了地球環境惡化的過程。人們不得不發出呼喊拯救地球，保護唯一家園的呼喊。事實上地球不可能擁有滿足全人類物質欲望的自然資源，世界人口已經超越60億，地球負荷達到了極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某些地區或國家，如果以短視的眼光企圖在近期大道經濟發達和繁榮昌盛，很可能會潛伏下更大的經濟危機和能源危機。
所以這本書實際上也是寫出真實的人性，人類意識的覺醒，生存之痛。人性破壞才是造成環境公害問題的癥結所在。
我在采訪內蒙古獲得第一手資料時遇到的兩個關鍵人物，幫助我奠定了這本小說里的正面人物。
這兩個原型人物，一個是日本治沙老人遠山正瑛，另一個是鄂爾多斯婦女王果香，關于遠山正英的事跡眾所周知，我在這里就不詳細介紹了。我想說的是，我在內蒙采風，最后一天離開的時候，深更半夜坐車趕往機場。
從鄂爾多斯沙漠腹地出發，黑夜里大道燈火通明，場面非常震撼。上百輛的運煤卡車排成長龍浩浩蕩蕩航往東邊開去，一邊是治沙的隊伍，一邊是煤海淘金的隊伍，治沙的隊伍人越來越少，因為人不容易擋住金錢利益的誘惑。
所以我的小說里客觀地闡述這樣的事實，同時也是文革后最早在長篇小說里通過人物對話描述了大饑荒年代的一段史實。在北京中國作協召開作品座談會時，一些經歷過大饑荒年代的老作家老編輯一眼就認出，我寫的一段人物對話反映了大西北遭遇的真實歷史，死了很多人，能活下去的人吃光了草根和樹皮。
如今經過十幾年，我重新看自己的這部著作，不能不感慨，我們說中國人不聰明嗎？不，中國人比任何國家的人都聰明能干，鄂爾多斯那個當年窮得要命的地方現在被稱為中國首富之地。
我們的作家不寫啟蒙之作嗎？不，不是，當年很多作家投入了環境文學的創作，王蒙陳建功張抗抗等作家聯合起來成立環境文學研究會，出版過碧藍綠環境叢書，但是我們漸漸聽不到研究會的聲音了，很多揭發環境破壞的材料變成了敏感詞被屏蔽，得不到出版的機會。我們看到城市上空霧霾重重，一年比一年厲害，人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富裕，GDP與環境安全指數不成比例地增長，有一個研究我作品的博士生問我，如今地球人精神何在？我們還有希望嗎？
這個問題永遠在折磨我也折磨著讀者，折磨所有人。
但是我明白，文學雖然不能拯救世界，而它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呼喚和拯救人的靈魂。用文學將人性中的複雜和人類社會的演變留下一個見證。環境文學的名稱如今改為自然生態文學，我在一個評論我一本散文集的學者論文里看到了這個名稱的改變。無論世界局勢多變，我還是會繼續關注人類的困境，并以詩歌或散文來透視處于這個困境中的人本身。總之，作家的文字不能成為浮于生活表面的一層薄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