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4日18:05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石劍峰 點擊: 次
觀眾在巴金110周年誕辰紀念展上參觀巴金先生手跡。早報記者 雍凱 圖
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誕辰110周年的紀念日，一系列紀念活動本月在上海陸續舉行。11月22日上午，紀念巴金誕辰110周年系列活動暨第11屆巴金學術研討會開幕式在上海圖書館舉行，作家王安憶和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思和都從“理想”的角度表達了對巴金的緬懷。下午，巴金學術研討會舉行的同時，作家李輝在思南讀書會做了一場名為“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講座，他從《隨想錄》的創作角度講述巴金和1980年代文化老人的重要性。
王安憶：將巴金先生紀念日當做檢討的機會
“時間過得很快，又到了紀念巴金先生的日子。這一年里我們做了些什么，是向巴金先生的期望接近了，還是落后了？我們應當將這個日子當做一個檢討的機會，這一年里我不認為我們更讓巴金先生滿意。”上海作協主席王安憶開幕式上發言的主題是檢討，晚年巴金先生在《隨想錄》中的一個主題即是“懺悔”。
王安憶在發言中檢討自己和同行，雖然寫下和出版的文字更多，“掃掃又是一大堆”，“可其中的價值真不敢說。”王安憶在發言中說，這個世界的物質是更多了，每天有許多物質在消費出去，從可貴的資源轉換成排泄物，“我希望其中不要有，或者少一些文字的制品。”對于未來，作家王安憶的期許和自我要求是，“節約紙張、筆墨、文字和思考，在節制消耗中安靜下來，也許能聽見巴金先生在對我們說什么，以他的心告誡我們，如何與時代保持文學的關系，這關系不是從現實而是從理想出發。”
陳思和：寫《隨想錄》的沖動是理想主義
“理想主義”同樣是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思和的發言關鍵詞， “巴金先生是崇高的理想主義者，他自稱自己是五四運動的產兒，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他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社會主義思潮中的各種理論，積極投入反對軍閥強權的社會運動，加入了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真理、尋求民族解放的偉大行列。”
陳思和館長認為，巴金先生對理想的追求，幾乎貫穿了一個世紀的漫長人生。“他晚年寫作《隨想錄》仍然貫穿了對理想的實踐，我愿意把《隨想錄》稱之為一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思想解放過程的全記錄。巴金先生用一個老人的遲暮生命，身體力行地參與了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沒有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就沒有后來相對寬松的文化環境，沒有相對寬松的文化環境，就不可能帶動如此巨大的經濟建設成就。”
陳思和把《隨想錄》稱為一部百科全書式的歷史文獻，幫助人們來理解那個偉大而無比復雜的時代。巴金先生創作《隨想錄》的時候已經74歲，這部對“文革”的反思之作，他連續寫了8年，從1978年寫到1986年，從74歲寫到82歲。陳思和館長說，這8年期間，疾病和衰老緊緊纏繞著巴金先生，使他付出艱難力量才完成這部講真話的書，他這樣做的動力就是來自于他內心的巨大沖動，迫使他不得不把心中的話說出來，而這個沖動就是巴金的理想主義。
李輝：一個人和一個時代
陳思和館長把理想主義與巴金先生晚年的最重要作品《隨想錄》聯系在一起，而《隨想錄》同樣也是陳思和的同學、作家李輝在思南讀書會講座的主要內容。李輝在思南讀書會上的講座主題是“一個人和一個時代：巴金對八十年代文化老人群體的影響”。
1978年，還是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的李輝和陳思和開始做巴金研究，也就是在這一年底，巴金開始寫《隨想錄》第一篇，并開始在香港《大公報》發表。李輝說，“我們跟著巴金的《隨想錄》發表成長，當時文章在《大公報》發表。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每個禮拜到復旦大學中文系資料室抄巴老的《隨想錄》，做成卡片。”而當時，在資料室工作的是已故學者賈植芳先生，當時他還不能回到教室上課。
1977年5月，巴金先生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一封信》，這是“文革”結束后，巴金先生的首次露面。“‘文革’對那一代人尤其是巴金先生，是心中之痛，他有責任進行總結和反思，希望不要再出現這樣的浩劫。”在“文革”剛剛結束時，巴金那一代文化人重新回到生活和工作中，巴金先生開始寫《隨想錄》，“而當大多數歸來者還在懵懂中時，他率先寫作。《隨想錄》開時代之先。”對“文革”，巴金有很深痛的經歷，在上海，他是被批判最多的作家。上海曾經電視直播批判巴金，還在報紙上做提前預告。批判后，他到干校勞動，妻子沒有得到有效治療而去世。寫《隨想錄》之前，他說自己是人云亦云，白天寫批判《不夜城》（作者柯靈）的文章，晚上去找老朋友柯靈聊天。
李輝說，一直到1977年時，巴金先生還寫過官樣文章，但到了1978年底他開始認真思考“文革”，這就是《隨想錄》的出現。李輝認為，1978年代開始寫《隨想錄》的另外一個動因可能是巴金先生帶團去法國訪問，回到當年留學的地方，當年寫《滅亡》的地方。李輝認為，“這段訪問，激活了1920年代的記憶，這些記憶讓自己重新思考自己，反省自己。”
1920年代，巴金在巴黎是無政府主義者，宣揚犧牲自己和平等，但為什么他自己后來做不到？李輝認為，回到巴黎期間，他是有反省的。所以寫《隨想錄》就是他對社會現實的思考和干預。
1978年，“文革”剛剛結束，民國過來的一批文化老人集體劫后歸來，當大多數人還在控訴“文革”，講述自己傷痛的時候，《隨想錄》開時代之先，開始談懺悔。李輝說，“那個時候，歸來一代，主要是訴苦為主，但巴金雖然受苦，那么多人批判他，但他的文章里，沒有一篇是談這些事情。哪怕是出賣過他的朋友，他也幾乎不談。反倒是談自我懺悔。他說，‘文革’，我們難道沒有責任嗎？ ”
那個時候，巴金先生主動寫文章說自己在1955年寫文章批判過胡風和路翎，但在李輝看來，這種懺悔現在反而成了所謂“罪狀”，“很多人就指責巴金落井下石。但對我們這些研究者來說，這種指責是不公平的，他是最早進行自我反省的人，但這是悲劇。”
巴金先生通過《隨想錄》來懺悔，更主張個人思考，反復強調講真話。“1980年前后，講真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有人說，怎么可能句句真話？還有人批評說，講真話水平太低，是小學生水平。所以講真話是最低標準也是最高標準。那時，蕭乾、季羨林他們回應巴金說，‘我們盡量講真話，堅決不講假話。’”
李輝說，現在也有人批判《隨想錄》太簡單了，但他認為，這些文章是一個76-82歲的老人寫的，“他只是用最簡單方式和語言，進入讀者的心。”
除了巴金之外，回歸老人們的寫作出現了高峰，楊絳 《干校六記》、 季羨林《牛棚雜憶》 、梅志《往事如煙》、李銳《“大躍進”親歷記》、 于光遠《“文革”中的我》等，關于“文革”，有不同的敘述方式，有慘烈也有荒唐。
李輝認為，現在談1980年代，如果不談那些老人的寫作，那是不完整的。“大家都在談1980年代，談的都是1980年代的過來人，當時的年輕作家和讀者。但1980年代的老人，他們幾乎都不在了，他們做的事情，現在都不談了，這是不公平的。”李輝認為，“歷史不是孤立的，年輕人的成長離不開老年人在前面擋風遮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