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7月31日10:37 來源：《長城》 作者：?張清華 點擊: 次
很奇怪，是上海這座歷史并不悠久的城市，成為了現代中國“城市故事”及“城市經驗”的基本溫床和載體。在1842年被迫開埠之前，它還只是一個荒涼的小鎮，隨著鴉片戰爭中慘敗的清政府不得不在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上簽字，承認割讓香港，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上海才開始了走向“現代”的進程。隨之，一棵枯樹上長出了一個奇怪的新芽，一個封閉的農業文明與專制的王權社會結構中出現了一塊“奇異的飛地”。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拒斥與認同、磨合與發展，到1930年代，上海已不只是中國最大的港口城市，且已成為全亞洲最為繁華的國際大都會。
假如我們不去追問，自然也不會深思，為什么會是上海而不是別的地方，成為了“東方的巴黎”？除了國際國內的大勢使然，除了長江流域自古以來繁華與富庶的積淀，到底還有哪些因素導致上海“成為了上海”，而不是別的任何地方？
顯然，上海有太多值得我們追究的東西，一個小小村落，何以在不到百年中成為了一座現代的都市，且有了自己獨一無二的文化，以及文學中特立獨行的故事？在近代中國所經歷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上海究竟充當了什么樣的角色？美國學者羅茲·墨菲曾將上海喻為“現代中國的鑰匙”，認為“上海，連同它在近百年成長發展的格局，一直是現代中國的縮影”（《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不難理解，研究這座城市一百多年的滄桑變遷，探查這座城的歷史與現實以及城中人的境遇和體驗，確乎就是探究一百多年來中國的城市化歷史與現代性進程。
然而如何才能重新還原一座城市曾經的風貌情致？那些舊時的街道與碼頭、橋梁與建筑或許都在，老照片和舊電影也都在，但去哪里打撈、鉤沉那些消失在時光煙云中的活的情態細節、活的日常景觀？無疑還是文學，它是帶我們穿越時空拘囿、回到歷史現場的唯一方式。而且當我們這樣去看的時候，這個譜系居然是如此地詳盡和清晰——自晚清的《海上花列傳》《歇浦潮》《海上繁華夢》《文明小史》等開始，關于上海的小說就呈現出了格外細膩的人間百態，確立了中國人現代式的“繁華如夢”的敘述雛形，“海上繁花，甲于天下。則人之游海上者，其人無一非夢中人，其境即無一非夢中境。是故燈紅酒綠，一夢幻也；車水馬龍，一夢游也；張園愚園，戲館書館，一引人入夢之地也……”而與此差不多同時，另一批改良政治小說，也借助上海的各式西洋景象，開始虛構自己的抒情共同體——“未來中國”。到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書寫”迎來第一個創作高潮，以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為代表的“新感覺派”，徐訏、無名氏標舉的“新浪漫派”，蔣光慈、茅盾、丁玲演繹的“革命寓言”，張愛玲、蘇青熱衷的“世俗流言”等等，共同聚焦上海，寫出了這座城市或摩登、或革命、或浪漫、或世俗、或傳奇、或日常的多元風貌和混成氣質。關于“十里洋場”、外灘和“租界”紙醉金迷的資本主義想象，關于底層苦難、工人暴動與“革命加戀愛”的紅色青春激情，關于“深宅大院”或“里弄閣樓”里世俗男女、蜚短流長的日常生活體認，以及充滿異域風情、奇幻經歷和神秘人物的浪漫傳奇故事，一起構成了上海這座既現代、又有其獨特傳統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城市五光十色的文化內涵，使之成為中國關于現代生活和城市神話的標準摹本。
1949年后，由于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的改變，城市一度變成了被“改造”的對象，成為在道德上藏污納垢、在政治上腐朽衰敗、在文化上代表了“資本主義勢力”的符號，而鄉村反而成為革命政治的核心與堡壘，主流價值的可信載體。因此1950到1970年代的“上海書寫”相較前期三四十年代以及之后的1990年代，顯得極為薄弱。主要集中在追溯上海的紅色記憶以確證這座過度西方化的城市的內在革命性上，如話劇《戰上海》《霓虹燈下的哨兵》等，而長篇小說《上海的早晨》則在繼承晚清現代民族自強想象的同時，重點突出了上海作為一個前資本主義和半殖民城市被規訓和改造的過程。
上海城市敘事的再度恢復，是在1990年代初期。接續張愛玲式的敘事，王安憶相繼寫下《一千零一弄》《長恨歌》《富萍》《妹頭》等上海弄堂故事，尤其是1995年出版的《長恨歌》，標志著王安憶“上海書寫”的極致，在這部試圖寫出“城市的氣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王安憶語）的作品中，作家也提出了個人對城市“世俗性”的認同：弄堂是上海的“芯子”，它雖不夠大方和高尚，也不承載史詩，但小情小調更可人心意，是過日子的情態。在此前后，一股關于“老上海”的懷舊風也一并將“上海書寫”推向高潮，素素、程乃珊、陳丹燕均以考證紀實的名義虛構了一個亂世浮華的上海：津津樂道地渲染俱樂部、咖啡館、夜總會、豪華飯店和花園洋房搭建的城市景觀，不厭其煩地鋪排昔日名媛和世家少年泡酒吧、看電影、開跑車、彈鋼琴、辦化妝舞會的摩登生活。這些懷舊的文字一方面迎合著上海“重建現代大都市形象”的內在需要，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當代國人對城市精致優雅生活的審美想象。繼之而來的，是號稱“70后”與“80后”的“新上海書寫”，不止有衛慧、棉棉的一夜成名，安妮寶貝、郭敬明的異軍突起，更有無數新人在這個過程中競相模仿，趨之若鶩。上海在他們的筆下，變成了一個追逐流行時尚、揮霍年輕身體、尋找感官刺激、展現享樂主義與叛逆青春的生動合一的絕佳境地。而他們這種對青春的恣意揮霍，其敘述中所洋溢和鼓蕩著的欲望與妖魅氣息，正好又成為狂歡不夜的“新上海”或者“崛起的中國”之最感性生動的影像。
與北京城市文化中的某種相對穩定與恒常的因素不同，上海作為一個多元移民城市、一個前衛的現代城市、一個經歷半殖民地且格外認同外來文化的城市、一個醞釀過改良及革命也孕育了現代民族資本主義的城市、一個由更多基本市民階層及其“弄堂意識形態”構成了根基與底座的城市，她的主體面孔更復雜多變，也更具無形的傳統根性，往往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因不同的物質空間而異、因各自的價值歸屬而異。故而，對上海的想象也更為復雜多變且與時俱進、不斷誕生著新的城市講述者。這使得“文學上海”在中國近百年文學的城市敘事中自成格局、蔚為大觀。這大約是其他城市所妒忌、艷羨和望塵莫及的。我們能夠說出的大約就是——“沒有辦法，這就是上海”。
此外，與“北京書寫”不同，上海敘事的經驗中并不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成分，也不像春樹們的青春敘述那樣“殘酷”，上海的敘事中永遠充滿著日常生活的詭奇魔力，派生著優雅的——或者至少不那么粗鄙和丑陋的女性故事，這也顯示了兩座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類型與精神內涵。某種程度上，上海也許更接近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城市經驗：天然的市民性、自由色彩與“陰性”特質，使她保有著日常與溫潤、世俗而精致的審美質地，也為她培養了敏銳感性、長于繁復細節的經驗主體。沒有對城市特質的細膩體驗，城市文學的誕生不可想象，由此來看，上海與她的書寫者其實是互相給予、互相支撐的，顯然誰也離不開誰。
（文章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