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1月17日13:30 來源：文匯筆會 作者：張文江 點擊: 次
施蟄存先生的名號，主要如下：學名德普，名舍，字蟄存。號梅影軒主、碧桃花詩室主、蟄庵、無相居士、北山（《編年事錄》初版本，1頁）。由此衍生數十個筆名，大都以此為綱領。試分疏如下：
學名德普，名舍，字蟄存。語出《易》乾卦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又《文言》曰：“見龍在田，時舍也。”取名者為先生的父親，根據《編年事錄》引來訪者文，先生自述：“這個名字判定了我一生的行為準則：蟄以圖存。”（同上，2頁）
先生出生于1905年12月1日，農歷乙巳年十一月初五。生肖蛇，故取象龍，過去之人，常以屬蛇為小龍。乾卦六爻有六龍，排行二，故取九二。《易》九五天而九二地，“蛇是地上的龍”（同上，2頁），故取乾九二爻辭。學名德普，取九二《象》，隱含“施”姓。名舍，取《文言》九二，為存身之所。
蟄存，取《系辭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信即伸，蟄即屈，虞翻注：“蟄，潛藏也，龍潛而蛇藏。陰息初，巽為蛇。陽息初，震為龍。十月坤成，十一月復生。姤巽在下，龍蛇俱蟄。初坤為身。故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不僅對應蛇年，而且對應十一月。于姓、名、字皆完全相應，可見取名者舊學修養之深。從后來觀之，此姓名的取象，暗合先生一生的發展，不能說沒有神奇的成分。
于《系辭下》荀爽又注：“以喻陰陽氣屈以求信也。”侯果注：“不屈則不信，不蟄則無存，則屈蟄相感而后利生矣。”亦即應時而變，入冬存身，啟春驚蟄，以致用于人世，要在《象》的“時”字。于“時”的體認，并不在趨吉避兇，而是人的一生，“總是要做點事的”。（1940年4月21日楊剛致施先生函，《編年事錄》初版本，443頁）這句話低調而堅定，先生晚年常常言及，既是那一代學人的風骨，也是“德施普也”的內在要求。
繼續看其他的名號：蟄庵，直接由名字化出。而無相居士，用《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于名字似乎無關，而仔細體會，依然有內在聯系。無相者，不住于相。先生的學問，有著多方面的成就，并不停留在某一領域，相應此名號。于生活而言，他一生多遇坎坷而識見通透，與人交談，往往流露清澈的洞見，也相應此名號。先生早年曾涉獵佛經，比如在1933年讀《佛本行經》，亦即《佛本行贊》。（《編年事錄》初版本，233頁）晚年在信中說，“現在我改名‘舍’即‘啥’。‘施，啥也’，我只有給別人東西，沒有取別人東西。”（《編年事錄》初版本，2頁）“施，啥也”，“啥”疑當“捨”。古語“舍”（《說文》亼部）“捨”（《說文》手部）為兩字，含義不同，到現代簡化成一字。此處或為辨認字跡之失，若以滬方言說話，“啥”“捨”音近，聽者容易致誤。以佛學觀之，“施，捨也”，亦即布施。《金剛經》云“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與《周易》“德施普也”一致。
梅影軒主、碧桃花詩室主，為先生中學時代所擬，后來不再使用。梅冬而桃春，前者自標高格，或化用林逋《山園小梅》：“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先生出生于杭州）后者含出世色彩，似來自劉義慶《幽明錄》記東漢時劉阮天臺山遇仙，唐宋詩詞常有“碧桃花”意象。先生少年時熱愛文學，引導他走上后來的道路。這兩個號，可對應他的小說、詩文創作。
小說集中在早期十年（1926—1936），初試筆，才氣發揚，為世所驚艷。而詩文則延續一生，晚年的《浮生雜詠》八十首，深沉雋永。輟筆未寫的二十年“可喜、可哀、可驚、可笑之事”（《附記》），感時傷世，無言而言，暗用《老殘游記二編》序言，五十年間“可驚、可喜、可歌、可泣之事”。
使用時間最長的筆名是北山，引申以書齋為北山樓。2011—2012年華東師范大學出版《施蟄存全集》（不是先生作品的全部），此書共十卷，而冠名“北山”者，竟然有四種八冊之多，占據絕對多數。此號既是先生實際生活的寫照，也是他性情和思想的表現。
“北山”典取南朝孔稚珪《北山移文》，文意是諷刺偽隱士，相應先生性情的潔身自好，志趣高遠。二十世紀的中國，各種各樣的風波不斷，有很多后來遭遇不公待遇之人，自己早年也曾以不公待人。能夠自始至終保持清白的，只有少數人，先生應該是其中之一。以“北山”為號，并非志在居隱，先生根本上是入世的，積極地做了很多事。文革初老友邵洵美落難，幾近斷炊，先生曾仗義資助。此事先生從未言及，后來還是從邵的女兒口中說出的。（《編年事錄》初版本，793頁）
具體取號北山，來自抗戰時期，先生任教于福建廈門大學。學校坐落北山腳下，因以為號。回上海以后，在動亂的十年中，他居住于向北的小屋，而此時的北山樓，是在陽臺上搭建的只有幾平方米的小屋，多年積累收藏的碑帖即存放其中。真正對應北山之學的，應該就是北窗，此涉及流傳甚廣的“四窗”之說。
“四窗”之說，最初來自偶然的機緣，1984年先生出院后，在會客閑聊時即興說起。先生原先的作息一直在朝北的亭子間，工作、會客常常就坐在抽水馬桶上。八十年代國家落實政策，才重新搬回原來的南間，那里有落地長窗，敞亮了很多。“四窗”的說法新穎可人，為報紙記者采取（1985年11月5日《書訊報》，葛昆元《“我一生開了四扇窗子”——訪華東師大中文系施蟄存教授》，《編年事錄》初版本，1166頁），很快流傳開來，成為先生一生成就的簡要概括。然而，根據建中兄的提示，社會上流行的版本，還不是先生的原話。
流傳的“四窗”之說，大致為東窗新文學創作，南窗古典文學研究，西窗外國文學翻譯，以及北窗金石碑版考釋。而先生比較確切的原話，可以參考丁言昭的記錄：
“我的文學生活共有四個方面，特用四面窗來比喻：東窗指的是東方文化和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西窗指的是西洋文學的翻譯工作，南窗是指文藝創作。我是南方人，創作中有楚文化的傳統，故稱南窗。還有，近幾十年來我其他事情干不成，把興趣轉到金石碑版，這就又開出一面北窗，它是冷門學問。”（1988年7月16日香港《大公報》，丁言昭《北山樓頭“四面窗”——訪施蟄存》，《編年事錄》初版本，1251頁）對比兩種說法的不同，主要是東窗和南窗的易位。我理解先生的原意，東窗和西窗是中國（包括東方）和西洋的對比。南窗為創作性的發散，也暗指南方人；北窗為保存古物的收斂，也象征冷門。而流行說法以南窗為東窗，關注的是最初的文學起步。施先生早年的創作，由詩而小說，寫出《將軍底頭》《石秀》《鳩摩羅什》等一系列佳作，以此為起始點，也順理成章。
若東若南，雖然有誤讀，似不必糾正。先生未認可此說，然而以他的豁達，或當一笑置之，不以為忤吧。建中兄“代前言”提及（《北山樓金石遺跡》一，14頁），當年《北山談藝錄》印行時，最初樣書的封面，將先生名字中的“蟄”誤印為“蜇”，出版者大驚道歉，立即換封面改正。先生卻不以為意，覺得太浪費了。莊生云，“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應帝王》），名字寫錯都無妨，“四窗”本來帶有戲言的成分，誤傳又有什么要緊？先生一生被人誤傳的事例還少嗎？
?《北山樓金石遺跡》（全三冊）而北窗之學的搜集整理，最初來自興趣愛好，以后出于不得已（“近幾十年來其他事情干不成”），終于成為學問的歸宿，由此接續傳統。建中兄《北山樓金石遺跡》的附錄有八種，可見北窗之學的形成過程。尤其是附錄八，提及《施蟄存集古文錄》的選編設想，若完成將有十二卷之多，更見此學的深邃和廣大。而北窗與北山或北山樓，在時間上、空間上乃至性情上，形成了奇妙的對應。
兩說之異同，還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先生原話中提到東方文化，可見他的視野所及，并不僅僅關注中國古典文學，有著更廣闊的范圍。在二十世紀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東西方文化的比較，是學術界的主要潮流之一，先生不可能不受到影響。在先生的姓名中，包含“德普”和“蟄存”。“蟄存”已行而“德普”未顯，不能不說跟時代有關，《易》九二畢竟還有“天下文明”呵，當關注更深遠的指向。
而南窗之學，與楚文化傳統的對應，值得深入挖掘。由小說、詩而雜文，當理解其間的線索。至于“西窗”的內容，還缺少完整的概覽。已知新的《全集》正在重編，《譯文全集》也在進行中，將來會有所補全。先生譯述西學，有不同的階段，對其中的演變如何認識？據興康兄回憶，先生在九十年代曾向他建議，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可以考慮出版西方古籍：“中西的‘古籍’都是classics，那你們為什么不出版西方古籍呢？”此說振聾發聵，雖然未能實施，不能不敬佩先生敏銳的感覺。
四窗之說，還不能完全包括先生的主要成就。除了可以作為海派文化的代表人物以外，他至少還有一重身份，就是一生所從事的編輯事業。先生早年以主編《現代》雜志而聞名，影響文學的潮流。晚年編輯《詞學》叢刊，以及《外國獨幕劇選》，推動文化的發展。
談到這里，也許應提及先生與魯迅的筆戰，此事對先生的一生影響甚大。這場爭論開始于1933年秋十月，因先生推薦《莊子》與《文選》而起。《莊子》與《文選》，尤其是前者，在中國的經典系統中，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僅從文學角度認知，確實有所不足。至于爭論的曲折是非，隨著時間的推移，自有后人作出公正的評價。
我想補充的是，同年春四月，先生作為《現代》的主編，在其他刊物不敢接受的情況下，不顧多方面壓力，毅然刊發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同期的“柔石紀念”專題，登載從魯迅處借來的照片和手跡，配以珂勒惠支木刻畫《犧牲》（《編年事錄》初版本，207—208頁，212—213頁）。先生退還柔石插圖的字條，一直保存在魯迅處。在書信展上看陳列的原件，墨色寶光之間，隱約可見折疊的印痕。
在指導學生就業時，他往往推薦從事編輯出版。由于先生的引領，有好幾位學生去了出版社，作出優異的成績。而建中兄自居先生的“學徒”（《北山樓金石遺跡》一，“代前言”），主要也是致力于編書。我當年畢業時，先生希望我也從做編輯起步，只是由于陰差陽錯的機緣，我走上了另外的道路。
說到自己，師恩難忘，前言往行，點點滴滴在心頭。在畢業離校前，施先生對我談起過兩點：一、寫文章，應該從小文章寫起。二、一個人的主要社會關系，不應該在自己的工作單位內。這應該是先生人生經驗的總結，我雖然沒有做到，但至今時常想起，回味其中的意思。
在畢業后一段時間內，每次見到先生，先生大聲（他耳背）喊著我的名字，說，你寫的東西呢？拿來給我看看。先生逝世已二十年，話音依然在耳邊，是鼓勵，是鞭策，警示我不敢懈怠。
附記
建中兄積數十年功力完成《編年事錄》，初版一百二十多萬字，對了解先生一生的事跡，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對了解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也有參考的作用。增訂本根據新發現的材料，補苴罅漏，糾正錯失，又增添三十多萬字，同時刪除十萬字，更趨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