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7月11日13:49 來源：文匯 作者：許旸 點擊: 次
“鄉土”是文學中的永恒母題，優秀作家作品建構起的文學地理空間，連綴成豐富廣袤的鄉土中國。當故鄉地標日益為創作輸送靈感和素材時，評論界拋出追問：特色地域經驗轉化為一再深挖的藝術礦藏時，怎么擺脫僅出于獵奇或貼標簽式的奇觀書寫？如何在呈現一方水土的表情和氣息時，從雷同中捕捉表達文學的異質性？
日前在復旦大學舉行的“廣西作家與當代文學”研討會上，陳思和、陳曉明、謝有順等多名評論家與林白、東西等12名廣西作家齊聚。作家王安憶發現，長期以來，不少作家都是在普通話的框架下展開寫作，“普通話里的動詞很缺，而不少方言善于把名詞動詞化，把形容詞動詞化，這給文學書寫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倉庫，但我發現這些養料我們只調遣了一點點，這是很可惜的。”在她看來，故鄉特有的地理環境、本土民俗特色，哪怕是別具一格的方言語調，都是作家血液中流淌的文學基因。
方言敘事，迂回之后，感知世界的全新文學方式
從魯迅的紹興魯鎮、老舍的北京胡同、沈從文的湘西邊城，到賈平凹的秦嶺商州、莫言的高密、畢飛宇的蘇北王家莊、蘇童的香椿樹街等，這些精神原鄉，對作家的成長和塑造起著關鍵作用。陳思和與作家林白討論過：一個作家與民間的關系，首先就是從語言上來認可的。方言敘事，本身就是一種感知和表達世界的方式。
地處西南邊陲的廣西，恰是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民族文化共生地帶，語言文化豐富，20世紀80年代以來，林白一代、東西一代壯年作家力作不斷，李約熱、朱山坡、田耳、凡一平、光盤、劉春、陶麗群、小昌等青年作家崛起，陳謙、映川等海外華文作家影響日新，讓“桂軍”成為當代文壇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
這股力量中，地處邊緣、文化繁復造成的語言特殊性很醒目——廣西方言之多堪稱全國之最，光是流傳較廣的不同區域方言就有粵語、客家話、壯話、平話、瑤話等，體現出多元雜交的語言優勢。
耐人尋味的是，作家對于語言資源的開發往往要經歷迂回的過程，并非“信手拈來”。寫過《一個人的戰爭》《萬物花開》等代表作的林白，語言色彩熱烈絢爛，她坦言，“小時候羨慕廣播電臺里的字正腔圓，此前30多年寫作生涯都用普通話思維寫作”，直到最近兩三年，她才開始意識到，普通話作為單一的文學語言不夠豐富、甚至有可能對文學多樣性造成傷害。
鄉土語言中所凝結的傳統文化，包括俚語、野史、傳說、笑料、民歌、風俗等，彰顯出旺盛生命力。這也就不難理解，上海作家金宇澄長篇小說《繁花》的成功之處，某種程度上正在于他為滬語方言書寫的彈性探索打造了樣本。必須承認，“把方言篩選改造成文學語言的同時，又保留野蠻原始的‘方言力’，這個平衡很難。”林白試過把“什么”，改寫成方言“乜嘢”，但放到文本里就很怪。
作家陳謙也發現，廣西話里常見的“友女”，意思接近“閨蜜”，但要妥帖安置在小說語境中讓讀者理解卻不容易，“只好作罷放棄”。
“寫作根據地”不一定偏遠蠻荒，而是凝結作家記憶和情感的所在
有學者談到，不止是方言資源，地域書寫中對特色民情、人文風味的運用，不能陷入一味的懷舊貼標簽，或是停留于對鄉土的浮光掠影描摹解嘲，這并不能帶來具有開拓性質的書寫。只有當地域文化的滋養，與寫作者的個體經驗結實地生長在一起，才能讓彼此的言說更為有效，成為文學創造更具持久性的推動力。
評論家謝有順認為，每個人寫作要找到一個精神扎根的地方，熟悉的地域、物態人情能源源不斷提供真材實料，這個“寫作根據地”不一定是偏遠蠻荒的山坳，而是凝結作家記憶和情感的地方。
比如，被評論界認為“有清醒文學原鄉意識”的朱山坡，站穩西南邊陲的小鎮鄉村，為民間人物立傳著書，廣西沉郁瑰麗水土滋養了他的文學領地，復雜人性在民俗文化背景上編織成形，匯成一幅詭譎幽郁而富有詩意的生命圖騰。他在小說《風暴預警期》里，大量調動有關臺風的素材，把小時候對暴風雨的記憶畫面融入創作中，“兩廣交界，臺風頻繁光顧，我從小對暴風雨尤其是臺風感興趣，地域特色賦予了小說神奇的氣息，也使它充滿了秘密。更重要的是，我講述的不光是南方的故事，臺風的故事，也是我這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和童年經驗。”
也就是說，哪怕是威廉·福克納所說的“像郵票大小的故鄉”，都值得好好描寫，一旦作家的人文地理空間，包含了足夠復雜的當代中國經驗，即使寫一輩子，也寫不盡那里的人和事。以作家李約熱為例，他的小說背景多是桂西北“野馬鎮”鄉野之地，灰暗基調上蒙上了一層奇詭的藝術色彩，無論是《涂滿油漆的村莊》還是《龜齡老人邱一聲》，作品都以略帶夸張幽默的現實主義筆法描寫了“野馬鎮”眾生相，扎根泥土的鄉俚俗語般白描，富于個性化的樸素細節，對鄉村倫理的挖掘體認，使他的作品體現出不一般的寬度和深度。
“地方性并不是空洞的，它包含了這個地方的經驗、語言、記憶。通過文學了解一個地方的風情，認識當地人如何生活，他們靈魂的形狀又是如何的，這種寫作的地方性意義值得肯定。”謝有順說，寫作在尊重人類已有藝術遺產的基礎上，總要再尋找開掘出屬于自己的一條細小路徑。不同的地域，有著不同的山勢和語言，不同的面部表情和心理情緒，它必然造就千差萬別的地域色彩。作為技巧和手段的地域，沒有理由不被創作者大張旗鼓地打撈起來。
文學應該永不厭倦地尋找“差異性”，在作家朱山坡看來，“沒有必要將自己折騰成‘全國性’作家。在文學的版圖上，南方依然是南方。南方的經驗、南方的腔調、南方的氣息，構成了南方的獨特性和豐富性，在文學里這些東西生命力無比強大。”
他們眼中的文學原鄉
凡一平：從桂西北都安瑤族自治縣往東13公里，再沿紅水河順流而下40公里，在三級公路的對岸，有一個被竹林和青山環抱的村莊，就是上嶺。它是我生命中最親切的土地，或者搖籃。我16歲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記憶，就在這里。對我來說，家鄉是我生活過的最凈潔的土地，我最純真的歲月也是在那里度過的。2013年創作的《上嶺村的謀殺》是我正視自己生活的土地的一部長篇小說，它使我獲得了一次藝術的跨越和心靈的救贖。“心靈的救贖”是指我以往的小說或總是背離我成長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對讓我無愧的農村生活。而我現在的筆觸調轉了方向。我回來了，所以我解放了、得救了。《上嶺村編年史》是我延續“藝術跨越”和“心靈救贖”的又一部長篇小說。
朱山坡：我生長在南方以南，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不知道北方在哪里。在我的想象里，北方意味著雄渾、遼闊、古老、強悍和摧枯拉朽。有時候也希望到北方生活，將北方融化在我的身體里，用北方的腔調寫作，把自己變成面目模糊的“全國性”作家。但我清醒地知道，這是徒勞的。有些東西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隱藏在基因里的，無論怎么努力，我也變不成一個地道的北方人。隨著交匯融合加深，南北差異越來越小。但在文學的版圖上，南方將依然是南方。無論我身在何處，我都堅持“在南方寫作”。我將樂此不疲地把殘存在血液里的南方基因植入我的作品里，讓它們繁殖、擴散、裂變，讓每一個文字都變成一棵樹、一根草、一滴水、一只鳥、一頭小獸，映入你的眼簾，撞擊你的心扉，讓你情不自禁地脫口而出：“哦，這是南方！”
田耳：廣西的作家之所以風格如此明顯，和別的地方差別在什么地方？這里人們口頭表達相對較弱，到了廣西后，你感覺到一種巨大的沉默，這種沉默是發自天性的，那種孤獨感是完美的。廣西作家的個性由此而建立，他們總是從沉默中生成表達的個性，他們的寫作總是要排除某種表達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