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6月27日11:16 來源：《文學報》 作者：何晶 點擊: 次
6月18日，“第五屆在場主義散文獎”頒獎典禮在海南省海口市舉行。在場主義散文獎評審委員會名譽主席李玉祥、主席周聞道，評審專家孫紹振、丁帆、周倫佑、劉亮程、范培松、陳劍暉，獲獎作者許知遠、畢飛宇、塞壬、劉醒龍、詹谷豐、賈夢瑋、張新穎、納蘭妙殊等以及多家新聞媒體出席了頒獎典禮，與許知遠并列獲本屆在場主義散文獎的老作家王鼎鈞因為年事已高沒能到會，他專門錄制了視頻，向評委會表達謝意。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場主義散文獎五年”叢書也在頒獎會上舉行了首發式和贈書儀式。
在場主義散文獎迄今已舉辦了五屆，它所提倡的“精神性、介入性、當下性、發現性、自由性”的散文精神和維度也在五年評獎的過程中不斷深入和確立，也越來越得到作家的認同。王鼎鈞感佩評委會對于他寫作小人物的認可：“我是作家，寫的是人間的小人物，寫出來的東西必須是文學，必須被人承認是文學，只有在文學作品里面，小人物才有空間，才有生命，才會受到天下后世的關懷，這樣一部作品才有價值。”提名獎獲得者畢飛宇則表明了這個獎項對于知識分子寫作和擔當的意義：“我很喜歡在場主義這個獎項。因為它洋溢著知識分子的趣味，盡管當今知識分子這個詞已經不再讓人喜愛，但它依然意味著擔當與批判、文化的未來、文明的未來，希望這個獎項日后不要被江湖氣影響。”
“散文性”和“在場性”作為在場主義散文最重要的兩個價值尺度，成為每一屆評獎的標準和依據。如何將深邃、厚重的思想與散文文體藝術特征相結合，兼具散文文體的特性和對社會現實、責任的擔當？當下的散文文體應該如何界定？散文的理論是否又真的建立起來了？這是在場主義散文獎正在試圖解決的問題。在當天下午舉行的“在場主義散文敘事的特點”座談會上，與會專家與作家共同探討了當下散文寫作中存在的問題。
“‘審智’是當下散文最應該具備的特質”
自“五四”時期周作人反對“文以載道”、講究散文的性靈和個性以來，敘事和抒情成為中國散文發展的兩個方向，然而散文文體是否就只能作為單純的審美和敘事？它是否應該對歷史、社會、當下有更多的承擔？這正是在場主義散文獎在評選過程中努力厘清的問題。
“從歷屆在場主義散文獎評選結果看，單純的小品文、以敘事和抒情為主的美文，幾乎在第一輪、第二輪評選中就被淘汰掉。這反映出在在場寫作觀念的推動下，散文審美趨向正在發生改變———由‘小品’轉向‘大品’，由個人轉向社會，由內心世界轉向時代擔當。”評委孫紹振的一番話，指出了在場主義散文獎倡導的散文寫作方向。
“散文在新的歷史時期有了重大的發展，只用情感審美來解釋不夠了，散文要‘審智’，也就是說散文要有很大智慧的思想容量。”孫紹振將“審智”作為當下散文最應該具備的特質，好的散文，“不僅在場，而且在場的歷史深度、思想容量、表現的手法以及語言的精粹，都應該各有所長”。
強調散文的思想力度是否會削弱散文本身的審美性？這是評委陳劍暉所擔憂的。“在場主義比較強調精神性，強調民間的立場，強調批判性，但我覺得在審美方面還是要考慮一下，否則，我們在場主義的‘散文性’恐怕就會落空了。”作家劉亮程也由此憂慮：“假如我們不保留散文性和文學性，僅僅是一種現在看起來很有價值的批判精神，過了幾年，我們看都不想看這樣的東西，那么，在場主義的‘場’在哪兒？我們是不是已經在錯‘場’？”
對此，評委丁帆持不同意見：“如果當下的我們連史料都不了解，就對文學性進行琢磨，那是很可悲的。所以，在場主義散文的思想性比精致的意義要大。”他認為，在場主義的立場是獨立的價值判斷，是引導整個文學走向，“我們不希望搞一個框架把散文框住”。
評委周聞道則用在場主義散文獎設立最初的旗幟來重申這一觀點：“在場主義散文最初樹立的旗幟早已明確了‘在場性’和‘散文性’哪個更重要的問題。能夠把散文性與在場精神融合得非常好的，那是最好的，是我們追求的一種藝術高線。但現實中往往又不可能要求每部書、每篇文章都能做到。那么，當兩者間存在一定距離的時候怎么辦？我個人更傾向于社會的意義、精神的意義、時代的擔當大于文本的意義。”他表示，考察每一屆在場主義散文獎獲獎作品，就會發現沒有哪一篇是完全沒有散文性的，“只是有的作品‘散文性’更鮮明、更強一點，有的作品‘在場精神’相對更強一點”。
作家畢飛宇的散文閱讀審美與此不謀而合。“那些所謂的散文名家的散文，我都不看的；那些過于抒情的散文，我也不看的。我喜歡看誰的散文呢？如果叫散文的話，我喜歡哲學家的散文、學者的散文、教授的散文。”對畢飛宇而言，這些人寫的東西究竟是不是散文并不重要，因為這樣的讀物里充滿了自信、理性，有邏輯、有知識梳理，當然也有情感。“這樣的文字讀了以后，對我的精神上能產生很多共鳴和引導。至于我一個五十歲不年輕的男人，是不是還需要每天讓自己沉浸在那樣的情感里，對我來講，真的是不重要，我只要情感不枯竭，無論是作為一個讀者，還是一個寫作者，就可以了。”
“散文文體應當具有更大的廣闊性”
“散文”作為由古代延續至今的概念，它的文體特征究竟該如何界定？從古代散文向現代散文轉變時建立的敘事和抒情兩大系統，在應對當下的歷史、社會、思想時，是否還可以一成不變？原有的散文文體是否能夠包孕如此巨大的內涵？散文文體的界限是否應該有新的延展？這些問題同樣困擾著當下的散文作者。
“我覺得當前散文創作的成就可能是被我們低估了，被低估的原因之一，是很多東西都沒被我們當成散文來看。”復旦大學教授、作家張新穎的觀點得到了大多數與會者的共鳴。“如果我們把散文的視野放開一點的話，會看到很多很好的東西，它們從文體上來說不能叫做‘小說’，不能叫做‘詩歌’，也不叫做我們通常所認為的那個‘散文’，但實際上，找來找去還可能只好把它放到散文里去。”他說。
“散文具有自己的廣闊性”，本報副主編、作家陸梅對此表示認同，散文文體的實踐應該具有更大的豐富性，非虛構或許是一種可行的發展方向，“比如說公文———現在有很多的應用文、論文也有寫成很漂亮的文字，這是虛構之外的非虛構的廣闊性。事實上公文也好，論文也罷，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給了你思想的撞擊，給了你粗糲時代足夠打動你的生命體驗”。
評委陳劍暉則認為，散文文體需要邊界，“現在的散文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其實是無邊際的散文，這就回到了古代雜文學的時代。這些年來，散文過分地強調無邊性，所以導致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散文，包括披頭散發的散文，散文就變成了原生態的東西。原生態是好的，但把所有東西統統作為散文，這是不好的”。
在《天涯》雜志主編王雁翎看來，陳劍輝強調的是非常狹義的散文概念，她更主張散文是一種廣泛意義上的文體，“從中國文學的傳統來講，所有的文章，除了韻文（除了詩歌、詩詞曲賦）之外的都是散文”。她提到，《天涯》雜志開設了“民間語言”的欄目，發表了一些民營企業家的講話，“我們當時設立這個欄目，更多的是想給作家們提供原生態的民間語言的寶庫，但這些講話之中的一些文章恰恰是很好的散文，所以對于散文文體而言這其實也是一種拓寬”。作家王龍認為，散文可以跨文體、跨門類，向紀錄片、電影、話劇等學習，“在更大的坐標上來構建我們的現代散文，不要自我設限、畫地為牢設置很多框架”。
評委周倫佑表示，小說、散文、詩歌、戲劇、評論等，散文的文體其實輪廓已經清晰了，無論廣義散文還是狹義散文，都從屬于散文的范疇，每個人的寫作實際是在這個文體之內的語體區分。“寫作方面，除了文體的劃分，還應該有語體的劃分。作家個人實際上關注的是語體，而不是文體———文體早就存在了。語體和風格相關，每個人選擇的語體和他形成的語體實際上就是他的風格。在散文這個文體里，作家要追求的，就是尋找他的語體，通過個人的語體形成一種個人的表述風格。”
“散文理論正處在積蓄的過程”
自“五四”以來，現代散文的發展已經歷經了100多個年頭，盡管周作人提出“美文”的概念及審美趨向，近年來也有關于散文寫作風格、文體特征的文章探討，然而相較于小說、詩歌理論的系統建立和豐厚成果，散文理論似乎至今還未建立。當下的散文理論究竟該如何建構？
“從‘五四’以來，散文一直沒有諸如‘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現代派’、‘后現代’等等主義，原因是，西方沒有一個文體叫‘散文’，只有‘隨筆’，‘小品文’，所以我們沒有多少西方的流派或宣言追逐。”孫紹振解釋了散文理論難以建構的原因，但他認為這同樣是一種契機，“我們關起門來發展‘大散文’，有中國的山水，有中國的歷史文化，有中華民族心靈的災難和復蘇”。他認為散文理論應該在此基礎上總結和提升出來，“有朝一日，我們真正把它寫成中國時代的文體潮流，中國的智慧、政治、文化、語言，尤其是中國百年來的興衰史，在散文里得到豐富的發展”。
“正是因為散文沒有什么理論，當代的散文才會出現一些令我們驚異的東西，散文也發展得比較好。”張新穎則表示，散文沒有理論或許反而是一種優勢，“上世紀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人，經過這么多年，腦子里不由自主地會建立一些文學觀念，比如關于小說的觀念，關于詩歌的觀念，我們可以一眼判斷這個東西是不是叫小說，但我們沒辦法一眼判斷是不是叫散文，這樣的一個好處是，在面對看上去不是散文的‘散文’時，可能是一種解放的力量。”
在張新穎看來，散文沒有理論讓許多書寫成為了可能，“十年、二十年以來的中國人，如果我們是誠實地、誠懇地在這個時代生活的話，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非常多的實感經驗，這些實感經驗有可能被我們教化的文學觀念排斥在其他文類的寫作之外，但散文沒有理論，這些被別的文類排斥的我們置身于社會當中的切身感受，可以進入到廣義的散文寫作里面，這是散文很能夠抓住我們的一個原因”。
“散文理論的結構是需要幾代人的努力的”，評委范培松認為散文理論仍然是一個積蓄的過程。那如果散文理論沒有建立，如何評判一篇散文的好壞？他認為標準是“有味”，即是周作人散文的“簡單味”和“澀味”，將人生的真實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