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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4月30日10:47 來源：微信 作者：陳令狐 點擊: 次
關于路內的小說有一句名言：“微笑著讀他的文字，卻忍不住悲傷。”這應該是最貼切的評論，因為至今我還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說法來描述那種閱讀的感覺。當你被他的帶有古典式街頭痞氣的話語逗笑時，卻又會在剎那間體悟到生命的蒼涼，有種想哭的沖動；而當你沉浸在他的敘事的正經氛圍中，回望我們未曾經歷的苦難時，卻又會偶然間被一個靈氣四射的段子所觸動，禁不住拍案叫好。路內小說中的詩意情懷建構了他作為嚴肅文學作者的質感，超越了大眾文化的世俗性和流行性，同時他的故事植根于小城青年和工人階級的真實生活，在工筆細描中提供了接地氣的熱情，又更能讓人接受。也就是在打通文學內核與文化外層的任督二脈中，他獨辟出了一條現實寫作或者說是時代敘事的蹊徑，成為當下作家中“東邪”式的人物。
關于路內的生活經歷，網上資料或書籍的作者介紹中都提到他曾做過很多個職業，似乎是從底層走出來的文學天才，也有人把他和卡佛進行對比，但是他自己不太愿意談起這些過往。再說，“憶苦思甜”本就是一個極為低廉的詞語，含有暴發戶的臭味。而作為學生的我，也不好意思在這里過多評價他本人。相對他自我形象中浪子與硬漢兼具的風范，他的小說反倒有更多的柔情。在他揚名江湖的“追隨三部曲（《少年巴比倫》、《追隨她的旅程》、《天使墜落在哪里》）”中，賦予了青春一種水洗砂礫的質感，憂傷而堅硬。這三部小說回望了那個從僵化的固體變為流動的液體的九十年代，一個名叫路小路的技校畢業生，游走在工廠與大街、女人與女孩、故鄉與遠方之間，想要追求什么卻又抓不住目標，想要逃離生活卻又邁不開腳步。正是這種時代和人生交織的困境，在我們每個人面前樹立起一面鏡子。可以說，路小路是路內自己的化身，也是我們的化身。
作家總是要不斷尋求突破，避免別人永遠把他定格在某個標簽之上。在《追隨她的旅程》出版后，路內寫了校園謀殺題材的《云中人》，以偵探小說的形式對校園生活這個寫濫了的題材給予了新的定義，正如他曾說：“農村小說如今是過時的，但是如果你講述一個發生在農村的連環殺人案的故事，那又是新穎的。”接下來的《花街往事》跨越了從文革到新時期再到當代的漫長時空，以一條街道上的人事變化來反應歷史進程，但對我來說前面關于文革武斗的描寫并沒有什么新意，只有到后面進入他熟悉的九十年代框架時，才得心應手，故事也最吸引人。之后，他才在去年完成了“追隨三部曲”的尾部《天使墜落在哪里》，給路小路這個人物形象涂上了最后一道色彩。
現在我正讀的這部發表在《收獲》上的長篇小說《慈悲》，從整體上看算是把路小路經歷的工廠故事，摁在《花街往事》的時空架構中，繼續為中國工廠的生態和工人的命運塑像立言。而實質上，這部小說的原型是路內的父親，在一篇《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訪中，路內談到他的父親曾是化工廠的工程師，在有毒氣體車間干過。這個車間有營養補貼，工資也比一般人高，干滿年數可以提前5年退休，但許多人退休以后得了肝癌。父親因此常年抽煙，對他來說那不過是“小毒”。 后來，父親找機會調進了科室，成功“戒毒”。但在小說中，原型中的父親形象被分割成師傅和徒弟水生兩個人物。師傅在化工廠的苯酚車間上班，將自己的技能傳授給水生，最后還把女兒嫁給他。當師傅因為癌病去世后，水生隨著時代的變化逐漸迎來好運，因為有專科文憑而調進科室，并開始為其他工人爭取補貼，擁有很高威信。但是在后來的國企改制過程中，他也面臨下崗的危機，最后在市場經濟中利用自己的技術特長為私營企業服務，并富起來。整部小說就是圍繞化工廠苯酚車間這個環境，通過好幾個工人命運的變化浮沉，勾勒出時代命運對個人命運的挾裹以及人性在面臨生存時的狀態。
路內小說有一種黑色幽默的特質，也就是“調動一切可調動的藝術手法，將周圍世界和自我的滑稽、丑惡、畸形、陰暗等放大、扭曲，使其更加荒誕不經。”這在《慈悲》中體現得很明顯，人物時刻面臨著諸多的死亡困境，活著的意義變得虛無以至于荒誕。比如苯酚車間的老工人，退休兩三年就會生肝癌，很快就死了。老工人為什么在廠里的時候不生癌，偏偏要等到退休生癌？因為苯有毒，但如果天天和苯在一起，身體適應了就沒事，一旦退休，沒有苯了，就會生癌。那么干脆不退休，一直呆在車間呢？那樣最終會被累死。所以，不管如何選擇，這些工人都難以擺脫早死的命運，仿佛是《第二十二條軍規》中的飛行員，始終無法完成飛行任務而退伍。再比如，水生在師傅去世后被調到車間滾原料桶，他在一次比賽中獲得冠軍，得了兩個暖水瓶。滾桶是非常低級的累活，妻子玉生很討厭他干這個，但是她又很喜歡這兩個暖水瓶，盼望著每個月要是都有滾桶比賽就好了。這種情節讀起來無疑是讓人心酸的，這就是那個時代人們的生存狀態，即使是作為執政基石的工人階級，也不得不在荒誕的現實里草草走完一生。
《慈悲》里描寫了很多種人物的死法，有的悲慘有的怪異有的無奈，死亡的幽靈始終徘徊在工廠的上空和祖國的大地，類似于余華小說《兄弟》對死亡的展現。水生的父親餓死在逃荒的路上，母親在尋找父親途中淹死在水里，叔叔因飲酒得腦溢血悶死在溝邊，師傅死于骨癌，不孕不育的妻子死于肝硬化。此外，師兄根生刑滿歸來后又經商被騙，最后上吊而死；女工汪興妹在逃罪時掉進污水池淹死；段興旺生了鼻咽癌，無錢治療，在病床上用最后力氣拔掉管子自殺而死；還有個工人睡夢中被工廠發的電熱毯電死……在九萬余字的小說篇幅中，涉及到了不下二十人的死亡情形，他們的共同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窮”。但是在描寫死亡時，路內沒有刻意渲染，而是用非常冷靜的語言進行直白描述，有時候甚至是一筆帶過，似乎死亡在那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而事實也的確如此。但同時，路內又用了很多篇幅來描寫水生對死去的靈魂的祭奠，如燒紙錢、給叔叔送靈、把玉生的骨灰和遺像放在家里祭拜等等，這種安排也意在表達：我們雖然沒有親歷過那個時代，但必須得記住我們的先人經歷過那個時代。
也正是死亡如影隨形的環繞，故事里的主要人物名字都帶一個“生”，如水生、根生、玉生、復生等，他們都是生活本質的表面象征。也正是死亡的時刻威脅，人們在生活中就沒有尊嚴，常常要像路邊的乞丐一樣低下身子來討要生活，只不過這群工人乞討的對象不是路人，而是國家。貫穿小說的一個重要情節就是“申請補助”，因為工資沒法支撐生活，必須靠額外的補貼來解決困難。但補助的名額又是限量的，所以負責這個事務的干部就擁有了一定的特權，而有特權的地方就有陰暗和矛盾。故事中，車間主任李鐵牛因為把補助給了自己的情人汪興妹，弄出腐敗問題。師傅為了給根生爭取補助，搶了宿小東的份額，得罪了他，被他告密，引出一連串禍端。后來，水生調入科室，靠自己的嘴皮子為車間的工友爭取補助，就像周星馳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的曬窮比賽一樣，誰能把自己說的越慘，誰就有機會獲得補助。但其實，生活在這個空間中的每個人的家庭狀況都一樣窮，只不過是看誰更會表達罷了。這也是小說情節在展現人物生存狀況時的荒誕性體現，是對體制弊病的一種諷喻。
從路內小說的黑色幽默特質延伸出來的，是他在人物塑造上所具有的黑色電影的味道，也就是說人物往往處于道德上的灰色地段，亦正亦邪，既不高大全也不富反壞，而是表現出最真實復雜的人性。根生在小說的開頭是一個豪爽大氣、嫉惡如仇的漢子，像極了我們在紅色電影中常見的工人階級形象，但是后來卻愛上了車間著名的“破鞋”汪興妹，沉浸在她的大胸的溫柔鄉中，最后被死對頭抓住把柄，打成殘廢，并服刑多年。而作為主人公的水生，剛開始還是一個剛畢業的純真的青年，隨著生活的磨練，也逐漸成為廠里的老油條。妻子死后，他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賺了錢，在一次出差時也半推半就地臣服于陌生女人的服侍。宋百成是廠里唯一會寫毛筆字的人，天天勤練手法，但同時他也有另一個愛好是喜歡看女人扭屁股。所有這些人物都不像傳統小說中的典型形象，沒有固定的道德意識，而是在生活的隨波逐流中不斷改變自己應對世界的方式。此外還有不少悲劇人物，如專門用小本子搜集別人黑材料的朱建華、老了在幼兒園欺負小女孩的“姘頭”白孔雀等，他們身上暴露出的人性弱點更多的是一種時代病痛，是被逼出來的精神失常現象。
相對“追隨三部曲”中語言冷熱交加的幽默趣味，《慈悲》的語言顯得有些嚴肅凌厲，或許是由于主題的太過嚴肅，而少了植入段子的合適機會。盡管如此，有些地方還是能表現出路內的黑色幽默特點，如“我遲早也會得肝癌的，為了階級斗爭，為了共產主義，我不怕得肝癌”、“廠長是廠長，他軋姘頭，是他的革命工作需要”、“我想去賣血，人家一聽我是苯酚廠的，直接把我趕出來了，說我的血不合格”、“一拳打在下巴，打出來半根舌頭。現在舌頭和王德發都在醫務室”等等。這些或含諷刺或帶風趣或有心酸的文字，自然是作者在長期的寫作中自然生發出來的習慣，而很多革命句式與生活語言的融合，恰好體現了那個時代人們交流的一種特點。正如閻連科的小說《堅硬如水》，專門用革命語言和紅色語言來作為敘事語言，動輒就是長篇大論的語錄體排比，也是歷史回放的一種方式。
小說的結尾，水生通過一個和尚頭上不規則的七個疤痕認出了分離五十年的親弟弟。這七個疤的來歷是，有一年大饑荒，爸爸從村里食堂找到七粒黃豆，拿回家炒了吃，而生產隊的人看到灶煙來搜查，爸爸情急之中把黃豆藏在弟弟的帽子底下，等到人走后，發現滾燙的黃豆把弟弟的頭皮燙了七個水泡，好了之后就成了七個疤。這又是一個聽起來很荒誕的故事，而弟弟也真的就接下佛緣，后來在逃荒中被一個和尚收留。這個插曲恰好呼應了小說的題目“慈悲”二字，這是一個佛教用語，但究竟是誰把眾生從苦難與苦痛中救贖出來，賜予歡樂和幸福？關于這個問題的答案便是這篇小說的核心思想。而答案是每個讀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