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當前的位置：主頁 > 專題 > 路內長篇小說《慈悲》專題
2016年04月30日11:11 來源：一財網 作者：吳丹 點擊: 次
兩年前，路內跟70多歲的父親坐下來聊天。曾是工程師的父親說起，上世紀50至80年代，他因為能言善道，在工廠里幫過很多貧困職工申請補助，盡管每月只有5塊、10塊，卻讓很多家庭在饑荒年代得以活命。
這條信息很窄的往事迅速在路內頭腦中徘徊為一個漫長而殘酷的現實故事。他在想這件事的社會意義，“如果要找到一個答案，也許通過文學小說才能攤開來講一講。”一個月的思考、三個月的閉關寫作，路內最終完成了這部僅以12萬字橫跨中國50年歷史的現實主義小說《慈悲》。
作為70后作家代表，路內曾以《少年巴比倫》(英文版)獲得美國亞馬遜銷量榜亞洲文學排行榜第一、嚴肅文學最受關注作家前十的地位。但他內心隱然有些心結，“有一次，有人嘲笑我寫的三部曲是‘磚頭式’的小說，似乎磚頭很不要臉，我想如果我能寫出一本菜刀式的小說，可能會改變這種看法，也可能僅僅讓我自己好受些。”
《慈悲》就是這樣一本菜刀式的小說。路內收起過去在《少年巴比倫》里松弛、野性自由，收起他在《追隨她的旅程》里的炫技手法，以一種內斂、審慎的態度書寫父輩的苦難歷史。路內以敬畏之心書寫小說主人公水生的命運，一開篇，水生的父親與弟弟就失蹤了、生死未知，母親的死讓他成了孤兒，這個平凡倔強的生命在中國最動蕩凄慘的50年里艱難地掙扎著，努力存活。路內敘述的語言極為節制、冷靜，整部小說的筆觸與色調幾乎是沉重陰暗的，讀來讓人唏噓父輩生存之悲涼滄桑，感嘆平靜生活的來之不易。
“我想寫一種中國式的善良，甚至價值觀不是很高明的善良。”路內說，他寫著寫著，又擔心自己把善良庸俗化，“我反過來想到一個問題，慈悲這個東西其實沒有理性，它和我們追求的正義是不一樣的，但它仍然在道德上具有一定的作用。”對于這段歷史，路內認為，普通人選擇了遺忘，知識分子選擇了原諒，但事實上，沒有人真的忘記。
《慈悲》在某種程度上與余華的《活著》有著同樣的價值觀，小人物在歷史的磨難中，都力爭有良心地活下去。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路內坦言，這本小說有著“余華、莫言、閻連科這一系統的作家存在”，魯迅的《阿Q正傳》則帶給他更多影響，“魯迅以兩三萬字的小說，呈現出巨大的長篇小說的體量，是非常了不起的。現在的作家在技術上可以達到，但我們還是缺乏魯迅的能量。不是把它爆炸開，而是用熱脹冷縮的冷的手法，用冷靜法把固體縮成一個固體，或者縮成一個晶體，這是非常厲害的。”
作家張悅然說起相識14年的路內，“他在過去七年里面出版了六部長篇，對于我，對于所有的中國作家來說，這都是讓人汗顏的一份成績。”張悅然眼里的路內是一個純粹的宅男，除了寫小說，與人討論、爭論小說，他的生活中就沒有別的愛好，“一個人只有在這樣一種完全浸泡在小說里面，他才可以隨時打開筆記本，隨時進入寫作狀態。寫作已經成了路內的一種養生方式，他一天寫個兩三千字，有點像別人打打太極拳的感覺。他擁有比任何人都好的一種寫作狀態。”
對路內而言，一些作家確實會在生命中的某個階段寫出最密集的作品，“比如福克納，他在30至40歲之間寫出了他一生中幾乎所有最重要的長篇。”談及下一部長篇，路內說，寫“磚頭書”仍是他追求的目標，“將來可能不會那么頻繁地出長篇，用四五年出一本書的話，這本書會相對厚一點、扎實一點，寫得好一點。寫得好的作家會留下來，寫得多的作家就沒了。”
第一財經：過去你的《少年巴比倫》三部曲有著王小波式的反諷和冷嘲，書寫青春的困惑與掙扎。在《慈悲》中，很明顯看到你的風格改變，有著余華小說的影子，殘酷而現實。
路內：我曾經認為自己可以超越一個傳統的框架，現在看來，不得不承認還在其中。至于承接哪一個文本，隨著年齡的增長會變得非常嚴肅。《慈悲》這個小說我考量得最多的是魯迅的《阿Q正傳》，也有余華、莫言、閻連科這一系統的作家存在。很難說是我刻意要改變風格，面對這么一個題材，一種簡單的私人歷史，要寫出一個深刻的精神內核不容易，風格也必須跟著變化。
第一財經：這本小說橫跨中國50年歷史，關注了一段凄慘苦難的年代。在描寫大時代時，有很多是你沒有經歷過的，你如何去寫一個你并不了解的年代?你寫這部小說時保持著敬畏之心，這種心態跟過去寫《少年巴比倫》的飛揚相比，有何不同?
路內：我經歷過上世紀70年代末，大體上能理解那種氣息和溫度。有一部分是寫60年代的，說實話，也還是那批人，我太知道他們面對生活的態度了。有一段時間我被朋友批評說不會寫農民，我就去安徽看那些農民。寫農民并不容易啊，現在中國都在提倡寫都市，都市話語會占優。我當然希望中國能更現代，但對作家來說，曾經的農民、工人(半農民)，并不見得就必須在文學中被消滅掉。我寫的時候想，這可能是我唯一一次寫這樣的題材，也許將來中國作家也不會這么寫了。
《少年巴比倫》是一個相對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其中有一個“我”的視角，它解決了敘事上的問題，可供啰嗦，可供嘲諷;《慈悲》是退到一個很遠的角度，甚至可以看到作者和其中時代的距離。我希望這次嚴肅一點，免得總被誤讀成我在別出心裁地逗樂。事實上，我從來都是在講些嚴肅的事情。
第一財經：四個月的構思和寫作中，你最大的困難來自于處理大量素材。這些素材除了來自父親的口述，還來自于哪里?
路內：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太多了，相當一部分就在廣場上跳舞，隨便找一個人都能記錄下一堆口述史。其中很多觀點是相互矛盾的。一部分情節，來自我的岳父，他是安徽農民出身，他真見過餓死人，我父親因為生活在城市里反而沒見識過。其中改革開放之后的內容，我自己也都見過，歷史似乎遠去了，變得可以去講述了，因為它呈現出了一個脈絡以及人的精神歷程。
第一財經：你在《慈悲》中用了慢而節制的敘事節奏，跳過大量細節，這樣做是否會犧牲一些文學性?在你內心，這段歷史是什么色彩、什么溫度?
路內：不會，大量無意義的細節堆砌在我看來才是犧牲了文學性。也有題材上的限制，在寫《花街往事》的時候，我把細節看得很重，因為要再現80年代，但《慈悲》這部小說要跨50年歷史，這種手法會使小說變得超長，甚或難以忍受。我想《阿Q正傳》已經告訴了我們什么是小說的體量感和文學性。寫這個小說時，想到我的那些長輩，大體上都很善良，很聰明，也很無能，如此度過了一生，歷史永恒而漫長，歷史的解釋權在誰手里?人的生命很短，歷史要求那些短暫的人原諒它，但是對個體來說卻沒有什么意義。也是一種難以忍受。
第一財經：歐寧曾總結，70后作家有一種殘酷加暴力的口味，不像80后作家，基本調子就是愛情、校園、咖啡館和小苦惱，讀不到現實殘酷的一面。在《慈悲》中，你是在撫摸父輩的傷疤，寫現實之陰暗，但你最后傳達的不是冰冷，而是溫暖與希望?
路內：也沒有什么溫暖，小說里的人仍然是被動地走進了一個“現代性”之中，他的生命已經到頭了。也許在復生這個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一點希望。寫完之后我想我自己是不是也老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后來想想復生也是70后，如果真的有這個人物應該和我是同代人。一個后知后覺的作品，談不上溫暖和希望，也許只有虛無。
第一財經：過去七年，你出版了六部長篇，你曾說，“我視文學為跑步，你得不停往前跑。”在寫作這件事上，你有很強的緊迫感嗎?
路內：過去幾年寫得很密集，大體上是想用不同的體系來嘗試完成一個大的文學命題。我知道一個作家能發奮寫作的年頭并不多，十幾年而已吧，接下來會被各種俗事纏繞，或者會變得很糊涂、很功利。這件事讓我有危機感。近年來想法又變了，覺得文學素養不夠好，在當下的文學環境中很容易有虛妄的成就感，但真實水準在哪條線上還得繼續寫下去才知道。虛妄讓我感到自己內心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