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8日10:25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徐蕭 點擊: 次
從《長恨歌》到《天香》，王安憶對日常生活的瑣碎、縫隙和褶皺都做了妥帖而細膩的呈現，讓人在那些習以為常中重新發現奇跡和感動。但在她的新長篇《匿名》中，她做了一次“冒險”。
《匿名》于今年年中在《收獲》第5期連載，即將于2016年1月份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這部王安憶耗時兩年零五個月的小說里，王安憶通過綁架、失憶等比較常見的手法，讓主人公從現代文明的秩序中脫離出來，進入到一個相對蠻荒和原始的環境中去，并在一步步剝離和剔除身份上的附著物之后，把他放到養老院這個相對次級文明中去，重新進入人間，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是“重新地進化一次”。而且，自始至終讀者也不會知道主要角色的姓名，他們有的只是外號或諢號。
盡管自稱“嚴格寫實主義者”的王安憶費盡心力使情節合理化，但顯然這一次，《匿名》整體呈現的是一個與現實和日常保持了相當距離的故事，帶有很強的抽象性和形而上。她暫時或部分放棄了熟悉和舒服的寫作方式，所以“寫得很掙扎，精神上消耗極大”，是“寫得最用力的一次”，也因此多少對這種“冒險”多少有些忐忑。
帶著這種忐忑，12月26日下午，王安憶接受了東方早報等多家媒體的采訪，在近3個小時里，她坦率而真誠地講述有關這部小說創作內外的各種思考，“這本小說是很需要詮釋的，需要我自己站出來說話，但也覺得挺蠢的。”她覺得，當一個作家需要自己為作品做解讀時，本身就是對文本的不自信。但反過來看，也可以看出王安憶對這部小說的期許，按她說的，“是巨大的野心”。
掙扎：要拉開與現實的距離，又要合理
試圖與現實拉開距離，這種寫作其實王安憶不是第一次嘗試，比如在長篇《紀實與虛構》和中篇《傷心太平洋》、《烏托邦詩篇》中，王安憶也有過類似的努力。但這些作品，在表層的抽象下，是結實的材料。
然而在《匿名》中，合理的表象下，卻包含了極大的空隙，承載了王安憶以作家的身份進行的思辨。
“這次，我就想寫一個和我們日常生活不一樣的、形而上的故事。”但對“寫實”的執著，對“合理”性的迷戀，讓王安憶在這次的寫作過程中充滿了掙扎。
“消磨的功夫很大。不像寫《天香》，里外都是一個現實的日常狀態，對我來說是很順的。而《匿名》我又要拉開，又要合理，所以這里挺掙扎的。”
擔心：上部寫得緩慢，怕讀者失去耐心
《匿名》的框架非常簡潔，單純分為上下兩部，沒有章節名。上部中，王安憶考慮了種種方式，將主人公從城市文明中拔出來，最后還是選定了綁架。
“我想過用別的辦法讓他離開原有的生活，但對比下來，還是綁架好點。而且是綁錯了人，所以才找不到回路，可以銷聲匿跡。”但王安憶仍然不是很滿意，感覺這個過程距離主人公到達她所期望的環境有些延宕，不夠有效率。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王安憶看來，源自她是一個嚴格的寫實主義者，必須要使種種情節的設計符合邏輯，具有嚴絲合縫的合理性。這給她帶來了很多必須要處理的枝蔓，比如主人公失蹤后上海家人的尋找，比如在一個山野的環境中如何生存下來。
“我是比較笨的，不是特別聰明的寫作者，聰明人可能會用一個很關鍵的情節就把所有問題一步就處理掉。可我還是需要一步步來處理，所以上半部更像是在處理各種各樣關系。到下半部所有問題都解決了，我寫得就更自由了。”所以在《收獲》連載時，王安憶對讀者在看過上半部后，就放棄了承擔她主要寫作意圖的下半部，多少是有些擔心的，“所以無論讀完后覺得好與壞，如果有人能夠把它讀完，我就很滿足了。”
盡管按王安憶的說法，上半部的功能主要是解決問題，但其實在緩慢和延宕中，小說卻“意外地”生發出了很多迷人的細節。當早報記者挑出主人公在綁架途中下車小便時，發現星空，并由此產生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沉思時，以及不止一次對于“名與實”問題的探討，王安憶感到很高興。正是這些細微的鋪陳，使得宏大的命題得以娓娓展開。
興奮：那些看似“殘缺”的人更符合我的美學
在主人公切斷與文明社會的聯系后，王安憶先是讓他在一個野境中失去記憶，擦除“文明的痕跡和禁忌”，然后進入到一個相對低層的文明——養老院里，重新接觸人間。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新穎認為，這是一個重啟的過程，重新進化了一次。在養老院，實際上在此前也是，與主人公發生新聯系的人物多少都有些身體上的“缺失”，或者處于現代社會的邊緣人。
“（主人公）一旦失憶，就會立刻被我們的社會分配到邊緣地帶中去，所以自然而然和他為伍的人，就可能也應該是這些人。”但更主要的是，在王安憶看來，這些所謂的“啞子”、“白化病”，不過是主流社會對他們的命名，實際上以盤山公路為界限，劃開的另一世界里，他們就是以這種姿態存在，“你很難說他們是殘障。寫到這些人的時候我還是比較興奮的，因為他們很具體，更符合我的美學。”
但正是這些具體的人，他們都沒有父母給起的名字。沒有名字，就沒有身份，一旦進入到外部的世界、主流社會，就會失去合法性。“其實，在我們現在的文明里面，有很多匿名的東西，因為叫不出名字，所以我們就當它是不存在的。”王安憶試圖通過對這些匿名者的描繪，呈現一個豐富的、混雜的、甚至是生機勃勃的世界。
正如她在小說中所說，“這些在普遍性之外的特殊性，將提供什么樣的標本呢？遺傳病、基因突變、染色體片段缺失，是從相對面佐證普遍性，或者預示著某種更高級生物的誕生。”顯然，面對這些具有別樣姿態的生命個體，王安憶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種溫情和誠懇。
野心：我很想寫的是一種文明的再生
《匿名》在《收獲》連載時，評論家就感到了王安憶這次的變化之大。除了風格和寫作方式，對于作品想要言說的思辨性問題，是在閱讀時無法忽略的。但是對于這些問題具體應該如何表述闡發，顯然留有巨大的空間。
如果把其理解為所謂的“對社會和現實的批判”，顯然并不是王安憶期待的理解。
“太復雜了。如果從形而上來講，我很想寫一種文明的再生，文明的循環和周期狀態。如果從具體來說，那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對我來說有一種存在的美學。”作者本人當然對于作品有其清晰的把握，但付諸語言，總是有些困難的，王安憶也是。
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戰，是一個寫作者在達到一定程度后的自覺和焦慮。毫無疑問的是，王安憶顯然希望《匿名》可以承載更豐饒更厚實的東西。她說，“這次我的這個小說，確實有一個野心。”
所以寫完《匿名》之后的大半年以來，王安憶再沒有寫過小說，她覺得再進行小說創作，“稍微有一點點挑剔。像以前一樣，完全寫一種日常狀態，不能再滿足自己了”。
探索：我是書齋里的作者，必須訓練思想的銳度
從《長恨歌》、《流水三十章》，到《米尼》、《富萍》，再到《桃之夭夭》，王安憶的小說雖然在題材上山重水復，但“上海”、“普通人”、“市井”等是始終縈繞其創作的關鍵資源。這和她的生活環境和個人經歷有比較大的關聯。
不像莫言、閻連科，生活經歷給他們提供了豐厚的素材，也不像張煒、嚴歌苓會花費大功夫去做類似于田野調查似的資源收集，王安憶相對處于一種平穩、緩慢甚至有些寡淡的節奏中，用她自己的話來講就是，她是一個“書齋里的作者”。
“我聽閻連科和莫言講起他們的故事，我都羨慕死了，讓給我百分之一我都會覺得很富裕。”
這一方面讓她對于資源非常珍惜和節省，近乎吝嗇般。一次括蒼山之旅，先是生發出散文《括蒼山，楠溪江》和短篇小說《林窟》，現在又將散文和短篇無法盡言的空隙填滿，再以之為根抽出豐饒的枝葉，于是有了承載《匿名》情節的主要現場。
在另一方面，缺少“傳奇”性的經驗，只能在里弄的煙火中操控細碎的日常，迫使王安憶必須要往深里、往內里走。“經驗少，材料少，就要靠理性來補充，有的時候真的需要訓練自己思想的銳度。”王安憶對自己清醒而有些苛刻地分析道。
這種在思想銳度上的訓練，在此前的作品中多少展露些端倪，但顯然《匿名》是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但在動筆之前，王安憶就已經擔心這樣的展示是否會讓作品陷入“難看”的境地。但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對她說，不要怕寫難看的東西，“你看托馬斯·曼的《魔山》，就能寫那么叫人看不下去的東西。你就應該有勇氣寫這種‘難看’的東西。”這番話，在王安憶看來，對《匿名》的產生起了推動作用。
這并不是說不重視讀者的感受，相反，王安憶在訪談中一直強調作家不應該苛責讀者，“所有的錯誤都是作者犯的，如果讀者覺得讀起來有困難，那都是因為我沒有找到最佳的表象——承擔這些思辨的表象。”